南宋画家马远《水图》之《黄河逆流》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下，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得到流域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批文化工程正在规划酝酿，相关创作与研究工作积极展开，黄河文化建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观。如果从史学工作的角度出发，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建设，与一般性的文化建设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国家战略层面的黄河文化不可“失焦”

　　我们日常谈论的黄河文化，可以指历史与现实中与黄河相关的一切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黄河文化的博大决定了人们对其的认识必然见仁见智，这亦是黄河文化深入人心且富于生命力的表现。但当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时，必须体现出国家意志的清晰指向。历史上，国家文化战略的“失焦”有着深刻的教训，而“聚焦”亦有着生动的经验。

　　战略性的文化建设活动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贯传统，包括典章厘定、史书编写、文学创作与大型书籍修撰等。国家以制度与财力对这些文化建设活动给予充分的保障，一大批重要文化成果应运而生。历代“正史”的修纂、《皇览》到《永乐大典》等类书的编制、鸠摩罗什与玄奘的佛经翻译、《昭明文选》到《全唐诗》等文学总集的修纂等，无不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然而这些由国家推动的文化工程，对于国家自身的命运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姚秦政权大力资助译经，却因无补于治理很快灭亡；梁武帝与隋炀帝时期重视修纂文集类书，却变相助长浮华政风，最后酿成颠覆性危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化战略“失焦”的表现。相形之下，唐太宗支持魏征等名臣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摘录出《群书治要》、以总结前代得失为目的大力推动《隋书》等前代史书编写，暂停一般性文集、类书等编纂，使文化战略聚焦于为治国理政提供支持，为“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因此，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传承、保护、弘扬，必须首先明确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要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焦点清晰，具体工作中的抓手才能明确，才能有针对性地扎死寨、打硬仗，诞生一批既服务现实又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化成果。在焦点任务之外，与黄河相关的一般性文化工作，不用担心因此受到忽视，业已成熟的分工体系可以保证其与国家战略并行不悖。宣传与党史部门重视好黄河流域红色基因的传承、史学工作者搞好黄河相关的历史研究、文物工作者搞好流域内的文物保护、文艺工作者提升与黄河相关的创作水平，都是在为黄河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唯有焦点清晰，黄河文化传承、保护、弘扬工作才能产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真正把“中华民族根和魂”守护好、发展好。

　　治水文化建设应是黄河文化国家战略的核心之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水”是多次出现的重要关键词。水资源保护、解决好水沙关系、推动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无不与“水”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早在神话时代黄河流域就是大禹治水的主战场，黄河治理又与历代各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观察，治水文化都在黄河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科技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底色。汉代以来，前人在黄河治理特别是下游防洪方面积形成复杂的技术体系，道光年间成书的《河工器具图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黄河堤防建设中每一种工具、每一类预制件的详细图文记录。近代以来，李仪祉等现代水利先驱提倡科学治河；新中国成立以来，河流动力学等相关学科飞速发展，当代治河方略的制定已从经验归纳走向数字模拟论证，治河事业根本改观。我们应当深入分析古代治河史中技术扮演的复杂角色，大力宣传现代科技对于黄河治理的决定性贡献，用科技的视角和观点为黄河文化的当代复兴赋予新的方向感。

　　制度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核心内容。漫长的治河历史浸润着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中发达的制度要素，黄河流域现代治水制度的发展就是生动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职能设置明显有祖述清代河道总督的痕迹，陕西、内蒙古等地的灌溉管理机构则借鉴了传统水利共同体的组织原则。为了应对20世纪50年代黄河、淮河等流域严峻的水旱灾害，从中央到地方防汛抗旱指挥机制逐步建立，突破行业与部门局限的防汛抗旱工作成为政府处理非常规事件能力的主战场之一，为建立现代国家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经验。黄河流域治水制度体现出的管理机制、动员体制、政府行为规律等制度文化要素理应得到充分重视，将为当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

　　生态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患是中国最古老的生态问题之一，下游泥沙淤积与中游植被破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清代已为有识之士所重视。在黄河上、中游，藏族与蒙古族同胞关于河流的种种信仰与禁忌，渗透着朴素的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观念；在祁连山区，清代开始就有官民合作保护水源林的明确制度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三江源”保护等生态工程、全流域水资源管理调度使得流域生态环境总体向好。如今，生态保护已成为黄河流域治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也将从偏裨变为核心。如何总结经验、在治水活动中建立恰当的生态保护目标与机制、激发全社会的生态保护特别是水资源保护意识，是当代治水文化建设中的新课题。

　　人类治水活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但如黄河治理这样规模巨大，对民族与国家的影响如此深刻者、其现实意义仍然如此巨大者，世界范围内难有其匹。治水文化高度凝练了黄河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应当成为当前国家战略层面黄河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黄河文化建设实施中亟须注意的问题

　　黄河文化建设的具体形式要体现时代的新要求。清代康熙年间，朝廷推动了《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的编纂。但当时知识界对于将各种书籍拆散后重新编排、不重文字校勘容易以讹传讹的类书已不满意。因此，这些类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如其后保持书籍自身结构、注重版本校勘的《四库全书》。在过去一个时期，编纂各类丛书、开发数据库是各级政府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之一，成绩固然明显，但大型丛书质量参差、内容驳杂，数据库难以拓展兼容、不便实际利用。今日的黄河文化建设，应当充分顺应研究精细化、传播网络化的时代潮流，文献整理应在质量而非规模上下功夫，数据库建设应考虑现有数字资源的有效整合。

　　黄河文化建设要体现地域分工、行业协作。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修纂中，各方志在不离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于体例安排、文献剪裁方面都有各自的风格，其中佳作迭出。清代末年，学部下令各地编纂风土志，条目化的指导意见把富于创造性的修纂活动变成了填表，成书质量不高。黄河流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故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各省去黄河文化建设不宜过分整齐划一。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建设应积极采取各行业协作的方式。如治水文化建设，曾被视为水利系统内部的行业性文化活动，但事实上牵扯到的行业很多；故在学术上应引入多学科展开综合研究，水利、文保等部门联合构建黄河流域治水博物馆群，教育部门主导黄河治水故事进课本、进校园，外宣、外交部门积极推动黄河治水经验走向国际、形成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

　　近代学者张君劢曾提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先后经历黄河时代、长江时代与珠江时代。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能在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缺席下实现。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必须立足历史、面向现实、展望未来，为将黄河流域从民族诞生的摇篮变为民族复兴的热土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为永葆黄河文化“其命维新”的生命力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